三、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社会动员运动，虽然遁入了历史的烟尘，化成了空前的绝响，但其价值却未湮灭，已经作为思想、文化传统融入了民族的精神和青年的血液之中，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作为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流脉至少蕴含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立足江西、放眼全国”的开通意识等富含当代性的重要价值。

爱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存续的基础。“文章节义之邦”是江西自两宋以来所获得的高度评价，其间文豪、烈士先后辉映，不独满载省乘，在国史上亦占显著篇幅，常能以地方特色形成时代异彩，以多数魁硕倡导朝野风气。宋代胡铨、洪皓、文天祥、谢枋得等，明代姜曰广、万元吉、杨廷麟等，皆是为民族大义不吝奉献、牺牲小我之人。五四时期的江西学子同样如此，他们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走上街头，汲取先进观念自我武装的同时不忘启蒙，以促成美好的社会，而商人、工人亦为此舍弃私利，以换取民族的自尊，各界联合真正建构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语场。

自晚唐五代以来，江西产生了众多名垂青史的大家，发生过不少名噪一时的学术辩论和思想交汇，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和前行上厥功至伟。但蜗处中部的赣人总被认作保守的典型、短视的代表，或排斥外来势力，或拒绝外来思潮，不愿融入全国，遑论放眼世界，陷入边缘化的文化心理难以自拔，导致进入近代后未能抓住机遇及时完成现代转型。而五四运动前后的江西学子打破了过去的藩篱，做到了“立足江西，放眼全国”，与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青年同频共振，一起谱写了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华章，超越了地方性意识。当下，摆脱农业思维、走出区域局限，放眼域外，仍是赣人必须竭力达成的心理期待。

显然，五四运动及其附着的价值是一座精神富矿，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均能从中汲取贴己的滋养，自然也就始终值得后来者去挖掘、学习和赓传。

[1] 许德珩：《“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世界学生》，第一卷第五期，1942年；许德珩：《五四二十九周年》，《北大半月刊》1948年第4期。

[2] 罗家伦：《书贻天下才，我为苍生哭》，《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6日。

[3] 段锡朋：《五四运动纪念感言》，《国立广东大学周刊》，1925年6月。

[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58页。

[5] 何碧辉：《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见《民国著名人物传》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6] 王造时：《纪念“五四” 拥护赛恩士》，《青年时代》第一卷第四期。

[7] 《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约翰声》第30卷第8号，1919年11月25日。

[8] 《改造家庭之两大观念》，《约翰声》第31卷第9号，1920年12月20日。

[9] 《怀疑与夸大》，《约翰声》第31卷第8号，1920年11月20日。

[10] 《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9页。

[11] 《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12] 《赣省各团体电争青岛》，《申报》1919年5月15日。

[13] 《赣学界游行警告团经过记》，《申报》1919年5月17日。

[14] 《教育界继起争青岛》，《申报》1919年5月16日。

[15] 《九江近事》，《申报》1919年6月2日。

[16] 《九江近事》，《申报》1919年6月14日。

[17] 《王礼锡诗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58—559页。

[18] 黄野萝、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江西文史资料选辑：五四运动在江西》，1989年，第20页。

[19]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20] 《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之路吗》，《新江西》第一卷第二号。

[21] 《社员通信：主义问题》，《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22]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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