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就读的王礼锡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辐射力，开始接触新知识、新理论。他和同学常利用课余时间纵谈时事，讨论各地出版的新书刊，交流学习心得。他最爱读《新青年》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文章，对“德先生”和“赛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滔若悬河的口才，到处鼓吹传播。在运动中，他身先士卒，勇立潮头，一度成为吉安青年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为当局所忌恨。不久，王礼锡就因反对学校、领导学潮被开除，当地学生与开明人士怒而联名向省教育厅提出抗议。上级为了缓解矛盾撤销了原校长，王礼锡也转到省立抚州第三师范学校继续学业。这场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径，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据其自述：

在文学方面，我便拼命地从事于新体诗的创作。那时对于诗体有两个迷梦在追逐。一方面觉得新的诗体就在诗的形式上已经够供给许多天才加入以许多新的创作的成分，因为它是正在被创造中的体裁。一方面觉得许多新的事物与思想窜入这时代，如果是一个天才定能给数千年建筑起来的诗体注入以惊人的奇观，好像前人所没有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感伤，都市的描写，和伟大的史诗，都可以为注入旧体的新成分。……为了以上的思想，所以我那时不能专一于一体，有时写写新体诗，有时写写旧体，有时写写词。[17]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南昌二中求学的袁玉冰被推举为代表进入南昌学生联合会，引领本校学生活动。据黄野萝、徐先兆回忆，那时他们从古老思想的迷梦中惊醒，《新青年》杂志让他们认可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采用白话文主编学校校刊，引起议论纷纷。[18]李大钊的论述让袁玉冰对社会主义顿生兴趣，他组织成立了江西首个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改名“改造社”），试图讨论现实、改造社会。他制定了八条社规，主张积极地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不信仰宗教；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社员必须有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方面的正当职业；社员不得成为资本家的助手；社员生活须平民化；社员无嫖赌烟酒之类的不良嗜好；社员须对马克思学说、社会学、外国语或世界语有所研究。他还担任社团杂志《新江西》的主编，开辟介绍进步书刊专栏，批量转载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结识李大钊、成为北大学生后，他得以聆听李氏主讲的“唯物史观”等课程，并经其介绍入党。他改设“改造社”总社于北京，在多地建分社，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队伍。他创办的《红灯》停刊后于1927年复刊，他指出杂志仍是革命的，新使命就是竭尽所能为江西青年提供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行动。惜乎不久，他即慷慨就义了。

虽然据方志敏回忆，《新江西》杂志“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19]，但其先导意义却不容忽视，从中能见出这批先行者的思考和各种思潮的碰撞。袁玉冰在《本刊宣言》表明发行刊物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要改造社会就从改造江西开始，并提出三项主张：发展“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打破一切威权和阶级制度，尤其是军阀对平民、资本家对劳动者、男人对女子造成的不平等；劳工神圣，要使他们有觉悟，变得主动，引导他们走向光明之路；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是非判断，只有对一切现象作严格公正的批评才能寻出真理。最终目的是使黑暗的旧江西变得光明，造出新江西才有新希望。杂志刊载了大量揭露社会阴暗现实，反映大众悲苦生活，讥讽封建愚昧家庭、包办婚姻的罪恶，抨击教育制度腐化堕落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介入和干预意识。

袁玉冰在《新江西》《红灯》和《中国青年》等刊物刊布了60余篇文章，计有游记、自传、书信、采访、小说、译文和书目等，从婚恋、爱情、家庭，青年，工人，言论、出版，读书，修身处事，思想教育和社会改造等角度广泛探讨了各种社会问题，主张革命。他参与了当时的思潮论战，因此其论述往往具有指向性，如《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之路吗？》即针对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罗素至中国讲学，其非议俄国道路、否定武力革命、侧重教育和实业等观点影响了包括江西青年在内的全国学子。袁玉冰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称罗素为“小绅士阀的哲学者”谈起，讥讽他虽著有《到自由之路》一书，“不但没有把自由的‘路’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曾想知道什么是到自由的‘路’。他将要去北京时所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不但如山川均所说他叫我们‘走投无路’，简直是叫我们‘南辕北辙’呢。我们若是照他所指定的路上去，真是有‘千古恨’的危险呢！”他批驳罗素的矛盾与错误在于：第一，爱国心。罗素看重的国家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私有品，“爱国心是专用来维护第三阶级以上的利益的”，这些少数支配阶级为满足自己的野心，要么发动战争，给普通士兵及其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要么办警察、招军队压制平民，即资本主义国家不属于劳动者，是充满罪恶的，自然不必有所谓的爱国心。而罗素指出中国人最缺爱国心，难免引得资本家拥护，欢天喜地鼓吹资本主义了。第二，政治革命。罗素的政治革命主张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难以除恶务尽，且新人迅即会被万恶的政治所同化，只有社会主义倡导的方式才能真正催动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作者驳斥罗素提供的中国道路，或改革中国的实现方式是“大错特错的”，如果遵其建议必然误入歧途，蹈西洋人的覆辙，走西洋人走过的旧路，有觉悟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答应。[20]袁玉冰认可的未来之路是俄国革命道路，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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