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五四思潮出现分化之势，胡适的思考遭到李大钊的反驳后又为后辈学子所质疑。1920年11月，杜威至南昌演讲，受实验主义影响的江西学子撰文支持其观点。其中就包括改造社成员，认为有些大谈特谈，自命忠实于某种主义的人人云亦云，不过是主义的奴隶，任何一种主张或主张的改变皆是从一种复杂的实验，或受了另一种大的刺激而生发的；这种空谈只能是不三不四、无的放矢的。这种论调即胡适所指空谈主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的延续。袁玉冰则提醒彷徨歧路、不知东南西北的青年若无主义的信仰是危险的，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多数劳动者谈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而指望未受过高深教育，一天劳动到晚的劳动者阅读《资本论》是不现实的；阅读书本固然重要，但并非只有读过此书才有资格谈社会主义，“那班谈马克司主义的青年，虽然没有深刻的研究，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只要问他谈得对不对，如果谈的是真正的马克司主义，不但《资本论》，连《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也不要紧，否则就是把《资本论》如蒙童对于《三字经》《百家姓》一样地读得烂熟，可以背诵起来，也不免为马克司的罪人”[21]。在《敬告青年》中，他再次点明进行社会革命最适当的方法“只有马克司派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司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青年“不能没有主义的信仰”，要为主义奋斗、牺牲，成为社会改造运动的fighter。

袁玉冰也有叙写革命者特殊生活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一个枪决犯》描写了革命者安斯清晨被传去枪决时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在法官面前控诉经济、法律和种种残酷暴力的压迫，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没有一点留恋，早想自杀；而听人说自杀是人类的罪恶后遂放弃，从而由厌世而革命，因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为马克思而宣传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而被捕入狱，从而与死神亲近，反是一件幸事。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体验，使他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接着向法官作了激昂的演讲，抨击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知识阶级的虚伪名目和吃人血肉的有枪武人，认为由他们组成的特权阶级用种种暴力压迫无产阶级、无枪阶级和无知识阶级，真是罪无可赦。他坚信自己的同志是屠杀不尽的，迟早会用大家的血湮灭特权者的巢穴，倒塌特权者的阶级，消灭特权者的一切。他最后唱起了《国际歌》《剥开无政府主义者的伪装》，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万岁”的疾呼中倒下了，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这篇1923年4月6日写于南昌狱中的革命小说堪称囚人文学或刑场文学的先声，题材上令人热血沸腾，文字上洗练刚直，洵为杰作。

作为“黑暗的憎恶者”和“光明的渴求者”，方志敏很早就表现出鲜明的叛逆性格，他在弋阳高小成立的“九区青年社”即以“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为宗旨。1918年，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承认日本的特权，导致全国掀起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方志敏与同学们行动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22]。多年后，在狱中写作《可爱的中国》时，他详细地记叙了几百名学生怀着满肚子愤恨齐聚会场，声讨“二十一条”，咒骂卖国贼，会后到处寻找日货砸毁的情景。“五四”时，他与邵式平等组织高小学生在县城集会游行，发表抵制日货的讲演，考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他在南昌与各校学生一起查禁日货，并开始阅读《新青年》。他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要求改革校政，撤换饭桶教员，因揭露校长赵某贪污及校方弊端，领导驱赵风潮被开除。同时，他受袁玉冰影响加入“改造社”，研读《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虽然后来屡遭挫折，方志敏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团建设工作。

方志敏早年也是文学青年，存有数种小说和诗歌，可见其思想轨迹，如短篇白话小说《私塾》，借乡村私塾的教学场景描写农家子弟压抑的学习生活。顽固的冬烘老师灌输着愚昧落后的内容，并随意侮辱、打骂学生，不禁令学生感叹读书如在监牢受折磨，远不如放牛快乐。最后的场景定格在学生黄瘦、忧愁的脸上的两条泪痕。小说为少年心性被拘禁而痛心，呼唤个性解放和教育模式的改革，暗蕴着坚定的反抗意识。《新江西》杂志第三期刊发了他的三种作品：四千余字的小说《狗儿的死》，它记述了富家子弟“狗儿”含着银汤匙出生，倍得双亲溺爱，养尊处优；成人后生活腐化，染上烟瘾，终致偷盗，活活气死父母，匆忙地结束了堕落、毁灭、一事无成的一生。小说借“我”之口点出“富为万恶之源”，终而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何使太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让读者思考。作品暴露了旧制度、旧礼教的罪恶，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短诗《血肉》：“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呵肉呵。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呵肉呵。装得重压压的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呵肉呵。”它创作于离沪时的吴淞轮次，抨击了魔都上海所呈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长诗《快乐之神——以信代序》则感叹自己22岁的年龄却有着32岁的容颜：脸黄、皮皱和发白，更严重的是患有咯血症，以致快乐之神远离而去。几经跪求、泣诉，快乐之神哭才丧着脸现身，忧愁地说：“可怜的青年/我何尝不愿亲就你呢/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看呀，遍地血肉模糊/听呀，到处哭声哀楚/我的胆子很小/我怕闯入你的悲惨的世界呀。”又随即隐灭，只余“我”放声痛哭。诗歌批判了扭曲的生活、黑暗的社会对青年的挤压和逼迫，营造出惶惑、感伤的气息。就读甲工时，方志敏还编、演过《一个私塾的怪现象》等现代话剧，或讥讽教育制度的黑腐，或抨击旧式婚姻的变态。在这些作品中，方志敏承续了“五四”一代作家的体悟和思考，关注乡村、关注贫富、关注自我，也关注青年人的心灵，而且文学技巧成熟，在创作水准上与某些作家相比亦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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