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慨的是，有赣籍学子为此付出了生命。吉水徐曰哲同王造时等积极上街演讲，在5月16日接连演讲数场，汗流浃背、又饥又渴，到茶铺喝茶时因过于疲乏睡着了，返校后发烧，数日即与世长辞。

“五四”之火点燃后，在江苏宜兴任家庭教师的邹韬奋回到上海，参与《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其思考和写作有鲜明的新文化痕迹，在向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展开激烈的批判上屡有大作。他关注青年问题，呼吁青年坚持奋斗的精神，向腐败恶习宣战；而社会腐败的根源是儒学伦理道德观维护下的封建家庭关系，它导致了彼此倚赖关系的形成和自立精神、独立意志的丧失，只有力倡家庭革命才能健全国民。在他笔下，新时代的“新人物”英俊有为、体魄坚强，且有“忠恳直挚之热诚，百折不回之毅力，与己身之腐败恶习奋斗，与社会之腐败恶习奋斗，与家庭之腐败恶习奋斗，不受前人种种腐败陈言所羁縻，不受现在种种腐败环境所诱惑”[7]，他们依靠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改造世界的动力影响一个个家庭。而改造家庭是改造中国社会“极紧要的事情”，改造家庭一定要断绝根源，破除两大观念：“组织家庭是父母娶媳妇，不是自己娶妻子”；“组织家庭是替祖宗传后”。只有摆脱类似观念的束缚，才有健全的家庭与社会。[8]他关注妇女解放，指出在旧中国的传统大家庭中女子命运悲惨，旧礼教、恶风俗侵蚀着她们的身体和精神，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解放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自强自立，最终完成经济上的解放和人格上的解放。这既要求社会全面开放，让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也要求倡导性别平等的意识，让她们获得教育机会以及提供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纵观之，邹韬奋深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如其所论：“思潮愈高之时代，即怀疑愈甚之时代。思潮绝巅之时代，即怀疑极峰之时代。思潮之消长，与怀疑之程度，盖若辅车相依，不能分离。故当思潮绝盛之时，新理趋势，有如澎湃。一切旧制度，旧学说，旧风俗，以及其他等等，无一不在重新估值之列。”[9]这是对五四核心理论“重估传统的价值”的直接回应。

京沪以外，散落他地的赣籍学人也始终关注这场伟大的运动。杨杏佛留美时就与胡适有过关于新旧文学的争论，其白话诗也得过胡适好评，以为远胜南社名士诗，是一种文学的实地试验。杨杏佛对胡适的新文学论调颇为重视，曾致函与柳亚子谈论。按胡适所言，他初提白话诗时遭友人反对，不断试验后，《黄蝴蝶》《尝试》等作品得到任鸿隽、杨杏佛等称许，“反对之力渐消”[10]，如果无任、杨等友人的助力定无《去国集》《尝试集》。无疑，正是与友人的切磋、琢磨让他逐渐建构起了新的文学观。作为热烈的爱国者，杨杏佛早年就极关注中日关系，译有《日本在中国之势力》，呼吁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运动爆发时，他在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任职，多次在日记谈及此情，如5月5日，“闻人言，北京学生为吾国在和会之收回青岛案失败大愤，聚众示威，殴毙章宗祥，（焚）曹汝霖宅。余阅上海《申报》，尚未载新闻，闻之疑信参半”。9日，“今日见报，于京事言之极详，阅之愤极。忽念武汉团体何于此事噤如寒蝉，以询人，则王督军压制之功也。因念武汉有欧美同学会，既以先觉自负，于此事似不可亦随波不语，乃往见郭伯良君及吴任之厂长，以此意告，吴为同学会副会长，允召职员会议此事。未几，电话告余，云会中职员多不以吾意为然，惟果大学将实行解散，必将电往北京”[11]。湖北督军王占元令武汉各校禁止一切集会，并在武汉三镇加强警戒。而杨杏佛希望各界有所表示，故对湖北欧美同学会的不作为颇感失望。

五四运动期间，陈寅恪在美留学，相交者为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他们持文化守成主义观念，对陈独秀、胡适引领的新文化运动颇有微词。陈寅恪并未正面批判新文化，而是在论述中自觉不自觉发表不同的看法，这与他坚持的“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学术理念深相契合。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说被他改造并坚守，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所认可的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胡适以或进步或落后的单元模式讨论文化的功能，认为文化的命运最终表现为取代他者或被他者取代，文化总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行；而陈寅恪更倾向于新旧融通、前后相鉴的范式，即文化前行时又自然融入、吸纳过去可供运用的元素。这种理性的表达虽然在当时被掩盖，甚至遭到批判，但对新文化运动起到的反观、镜鉴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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