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段锡朋随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在《新潮》杂志鼓吹新文化。而在日常学习、行事中，他推崇陈蕃、李膺的风骨，欧阳修的道德文章。5月3日晚，他主持了上街游行预备会议，并被推举为次日天安门集会的大会主席。5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派人到北大警告学生，段锡朋挺身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心再接再厉干下去。据罗家伦回忆，段锡朋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用言论、主张、气慨征服现场，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被叫做“我们的段总理”。[2]不久，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并当选为会长，策划领导了此后的系列学生运动。1926年，段锡朋撰有《五四运动纪念感言》，他在简单地评价五四运动后指出：“革命是无止境，亦不是限于一方面的，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当中还得要道德革命、思想革命，经济的组织尤其是要注意的，不然政治的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历史对于国民革命不过是初开端发首，未来的工作不是一椿容易简单的，不是短时期能实现的，要随时随地的注意，要随时随地的努力，五四运动的精神，牺牲奋斗，国民革命的精神，亦要牺牲奋斗。”[3]此文联系现实有感而发，以为革命应该是全方位的、深度的，而五四运动可以为此提供精神源泉。

张国焘也是五四时期的积极分子，他与许德珩提议邀约、集合北京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5月3日晚，千余名北大和其他各校热心学生参会。张国焘登台发言，陈述主张，博得满堂喝彩。次日，北大学生集合准备出发时，蔡元培出来劝止，张国焘与几名同学连请带推将他拥走。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初，张国焘担任讲演部长（后任主席），负责演讲，组织民众团体和发行传单报刊。他经常带领讲演团成员活跃于街道、车站和镇集宣扬爱国反日，因与警察冲突被捕，在各界声援下得以释放。至沪参加全国学联活动时，他见上海学生讲演风不盛，即加以引导，以实践“到民间去”的理想。他对五四运动有过评说：“如果我们更广泛地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么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4]在此前后，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与李大钊有莫大的干系，他们在运动中由师生变为意气相投、并肩作战的同道，在商讨救国路径时达成了共识。1921年，张国焘前往上海，与陈独秀商讨，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安福三才子”罗隆基、王造时和彭文应均参与了五四运动。罗隆基是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才华、论辩能力出众，李大钊誉之为“把清华园掀翻了的江西粗布土衣学生”，梁实秋称他为“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他对新文化兴趣浓厚，常听陈独秀演说，1919年2月还在《新青年》刊发揭露北洋政府媚态的文章。5月4日乃清华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学生都在招待来宾，傍晚时分听到示威游行的消息，罗隆基直奔北大与同志者联络。据王造时回忆，“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5]。

5月4日晚，王造时接到罗隆基电话，获悉示威游行的情况，随即到食堂散布，引得热烈回应。次日，他以中等二年级级长的身份列会清华级长和各社团领袖会议。与会者表示要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后，王造时负责组织和参加进城演说，编写传单。6月3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派出百余人进城演讲，近三分之一人被抓。王造时次日主动请缨，穿上童子军服，带上牙刷、毛巾和马甲等，与同学们做好坐牢的准备。当日一千多名学生被抓，经过抗争及各界支持，8日才恢复自由。不久，他又作为清华消夏团成员参与“八二七”请愿。同时他在《清华周刊》等刊物发表文章，摇旗呐喊。五四运动对王造时的影响是显著的，早年经历锻造的为国为民的正义感为后来的“七君子事件”埋下伏笔。他选择政治学专业，热衷于解决社会问题也是这种思考的延续。1943年，他刊文指出为了打倒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加强国防、建国的需要，必须重提“民主政治和科学”，尤其要打倒在“赛先生”周围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位赛先生凡事都要问个所以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总是在他脑筋里盘旋。‘发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它处理问题的态度。因此特别在中国，它容易被‘命运’‘迷信’‘顽固’‘武断’‘笼统’五大敌人所围攻、歼灭。再后不妨再说一句，我们如果要欢迎它拥护它，必须打倒它的敌人”[6]。无疑，此文仍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或重提，也是他回到原点思考问题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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