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学生编辑先生以此题来，嘱撰文。僻处浙南，无书可读，辞不获已，爰就其形式一端略加论列。一曲之见，颇异时贤，渴祈匡纠为幸。

引论第一

诗、词、曲都是音乐的文学，我们简直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的同一种东西。由诗而词，词而曲，其变皆以渐。就其不同言，三者固各有各的特异之点，就其同者言，诗与词，词与曲，固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的。至于所以要变的道理，以前人，如顾炎武则归之于“势”[注]见《日知录》。顾氏所说，自三百篇迄唐而止，虽没有提到词曲，然自三百篇至曲，都是音乐的文学，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彭翊则归之于“自然”[注]见《无近名斋文稿·与人论曲书》。，都说不出什么道理。胡适之先生《词选序》云：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这正是《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不过，在这里，我们还须补充几句。唐人所唱，原为五、六、七言律绝，怎样会变成长短句的词呢？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诗、词、曲都是音乐的文学，音乐的曲调起了变化，文学的形式不得不随之而变化。隋唐之间，中国与印度之交通日繁，玄奘[注]见唐释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印度既能见到《小秦王破阵乐》，以彼例此，印度曲调之流入中国者，一定亦很多。[注]以下一段，可参观《两唐书》的《乐志》及《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专号”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在这里不预备多说。唐燕乐十部，除清商、巴渝外，皆外国之乐，而西域诸国之乐，无非是印度伊兰之旧谱。天宝末，明皇诏道调法部与胡部新声合作，于是旧调全变了。宫廷如此，民间可知。大概民众的思想比较活动，不如文人的固执少变化。当时曲调既起了变化，而文体仍用旧形式，思想活动的民众首先感到不适宜，于是遂破整齐的五、六、七言，随着曲调变成长短句了。还有一层，我们须注意，由长短句的乐府诗变成五、六、七言律绝，再由律绝变成长短句的词，这并不是退化，是复古，因为词的格律比乐府诗精密得多，虽同为长短句，而实际并不同，所以这是进步。

由诗至词第二

唐代入乐的诗可分两种，一是清唱的小词，仅律绝一首；一是歌舞的大曲，乃联合若干首律绝而成。

现在先说小词。唐太宗时有《倾杯曲》《英雄乐》等词，高宗时有《仙翘曲》《春莺啭》等词，中宗时有《桃花行》《合生歌》等词，今皆不传。唯据我们的推想，总离不了五、六、七言律绝，因为文人作词，始于中唐，像宋黄昇[注]见黄昇：《花庵绝妙词选注》。般以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一类的话，是无成立的余地的。不过有一层须注意，如《小秦王》《清平调》《渭城曲》《欵乃曲》《竹枝词》《浪淘沙》《采莲子》《八拍蛮》等，以今观之，都是七言绝句，毫无分别。然其曲调实不相同，宋代文人尚有懂得此意的，秦观《淮海集》注云：

《渭城曲》绝句，近世多歌入《小秦王》。

可见二者曲调原不相同。又如苏轼的《渭城曲》和王维原作四声阴阳大致都相和：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苏轼)

倘然没有声律的特别关系，一首寻常的七绝，只要讲平仄而已，何必这样严格呢？可惜曲调现在都已失传，由诗而词的转变，我们只好在形式上加以区别。可是天下事物并非生来专给人分类的，我上面已经说过，由诗而词，词而曲，其变皆以渐，并无明显的界限，人们为了研究的便利，才替他分画为三类。如《纥那曲》《罗唝曲》为五言绝句，《塞姑》《回波词》为六言绝句，《小秦王》《采莲子》为七言绝句，而《词律》[注]清万树《词律》，在词谱中最为善本。皆收之，我们究竟当他诗好呢？当他词好？这是鸭嘴兽，是肺鱼，使动物分类学家缩手无策。

现在我们姑且不管这些，只把他与五、六、七言律绝不同的来说：